石鼓为何能称“第一古物”

“兴亡百变物自闲(zìxián)，富贵(fùguì)一朝名不朽。细思物理坐叹息，人生安得如汝寿。” 这是苏轼名诗《石鼓(shígǔ)歌》的(de)最后两句，由石鼓及人，写尽“小我”在大历史面前的无奈。诗中的石鼓被(bèi)网友视为“九大镇国之宝”之首，康有为(kāngyǒuwéi)这样提起它：“石鼓即为中国第一古物,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。” 石鼓出土于唐初，地点在(zài)凤翔(fèngxiáng)府陈仓(chéncāng)境内的陈仓山北阪（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），距今已1300余年，屡遭时艰，却绵延保存至今，先后有200多位文人雅士为它著书立说。 石鼓在(zài)唐代时关注者虽多（如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欧阳询、韦应物、杜甫(dùfǔ)、张籍、韩愈(hányù)(hányù)、苏勖、张怀瓘等），可韩愈建议(jiànyì)将其迁至长安保护(bǎohù)，却未成功。被风吹日晒了两百年(liǎngbǎinián)后，石鼓在宋代突然成明星，宋徽宗下旨迁至汴梁，不幸赶上了“靖康之变”，又流落到北京，被弃之荒野，却因祸得福，意外躲开金海陵王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之厄。1312年，石鼓迁入国子学（后改名国子监），平静地度过了620余年。抗战爆发后，石鼓“南迁”复“西迁”，两遭严重车祸……石鼓终于回到北京时，又因种种牵扯(qiānchě)，留在了故宫。 如今，游客可在(zài)宁寿宫建筑群的(de)珍宝馆内看到石鼓，被列入第三批《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文物清单》，但在这组“国之重器”身上，仍有太多的谜：制于何时？为什么要造它？为何如此珍贵(zhēnguì)？该怎样去欣赏？……本文主要依据官波舟先生的《石鼓文诠释》一书，以及(yǐjí)彭海军先生的《抗日战争时期石鼓迁藏(qiāncáng)考略》一文，试作解读。 故宫藏明拓战国石鼓文(shígǔwén)册为什么制成鼓状？ 石鼓出土具体时间仍有争议，武德年间(niánjiān)（李渊的年号）说较佳。 唐书法家窦臮（音如寄，通暨）在(zài)《述书赋》中称：“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，并作鼓形，上有篆文，今见打本（拓片）。吏部侍郎(shìláng)苏勖（音如蓄）记卷首云：‘世咸言笔迹(bǐjì)存者，李斯最古，不知史籀（音如宙，籀文是一种古代字体，即大篆）之迹，近(jìn)在关中(guānzhōng)。’”这是石鼓的最早记录。 苏勖(sūxù)逝于唐武德年间，石鼓出土不会晚于此。 石鼓是10个刻有文字的鼓状花岗岩块，高约90厘米，直径约60厘米，每个重约一吨。据刻(jùkè)文前(wénqián)两字(liǎngzì)，命名为(wèi)：乍原、而师、马荐、吾水、吴人、吾车、汧（音如千，汧河即今陕西省的千河）殹（音如亿，意如也、兮）、田车、銮车、霝（音如零，意为飞溅）雨。 为什么制成鼓状？郭沫若先生认为：“这应该就是游牧(yóumù)(yóumù)生活的一种反映。它象征的是天幕，就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，今人所谓蒙古包子。”他表示(biǎoshì)，石鼓造于秦襄公（？—前766年）时(shí)，秦人离游牧阶段不远。 官波舟先生(xiānshēng)则认为，石鼓应制于秦惠文王称王时，即前325年，石鼓是祭品。有学者认为，石鼓应称“发现”，而非“出土”，但秦人祭礼(jìlǐ)独特，“祭天曰燔（音凡，意为烧）柴，祭地曰瘗(yì)薶（音毅埋）”，“既祭，埋藏之”……唐以前无石鼓记录，可见它(tā)应被(bèi)埋起来，很难看到，称“出土”无误。 如石鼓造于秦惠文王，此时秦的国力已强，秦人早已不住“蒙古包子”。把祭品做成鼓状，可能(kěnéng)是图(tú)省事——石材来自附近河滩，早被(bèi)谁冲击成鼓状，没必要改成别的。 石鼓震撼唐代文人(wénrén)圈，“虞（世南）、褚（遂良）、欧阳（询）共称妙墨”，官波舟认为(rènwéi)原因有六： 一是甲骨文、金文(jīnwén)皆刀刻或铸造；石鼓文(shígǔwén)则有了笔意，呈现出书写味。 二是甲骨文、金文偏旁部首(piānpángbùshǒu)随意性强；石鼓文(shígǔwén)则偏旁部首固定，规范严格。 三是甲骨文、金文中(zhōng)羼有象形字；石鼓文已线条化，蜕尽象形痕迹。 四是甲骨文、金文或圆或扁；石鼓文(shígǔwén)已接近方块字。 五是(wǔshì)甲骨文、金文结体多变，或(huò)疏或密；石鼓文的结体严谨，有了章法。 六是甲骨文、金文(jīnwén)线条或粗或细；石鼓文的线条粗细基本一致。 在汉字发展史(fāzhǎnshǐ)上，石鼓文承上启下，此外，它还是上古文学史的(de)见证者——石鼓文中(zhōng)《吾车》与《诗经(shījīng)》中《车攻》《吉日》颇有相同处。郭沫若说：“石鼓诗不仅(bùjǐn)提供了一部古代文学作品的真实宝贵资料，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《诗经》的真实性。” 石鼓文“重法”，后来开新者、复古者都能拿它(tā)当借口。宋代诗人梅尧臣认为：“历秦汉魏下及唐，无人著眼来形相。村童戏坐老死丧(sàng)，世复一世如鸟翔(rúniǎoxiáng)。”石鼓文打破了这一凝局。 806年，韩愈上书，请求将石鼓移入太学珍藏，却未被批准。韩愈写过《石鼓歌》，痛斥(tòngchì)陋儒当道，“方(fāng)今太平(tàipíng)日无事，柄任儒术崇丘轲。安能以此尚论列，愿借辩口如悬河”。 818年，名臣(míngchén)郑余庆把石鼓移到凤翔孔庙存放，出土近200年的石鼓终于(zhōngyú)有了遮风避雨处。 石鼓文赵明诚(zhàomíngchéng)的思路有点怪 唐末至宋初，中原战乱(zhànluàn)，石鼓遗失。 司马光(sīmǎguāng)之父司马池任凤翔知府时，找回9件石鼓，安置于府门庑下，“外以木棂护之”，惟缺“乍原”石鼓。传说宋仁宗偶读韩愈《石鼓歌》，大感兴趣，令(lìng)司马池找回全部石鼓，司马池凑不齐(bùqí)，便(biàn)交上仿刻的“乍原”石鼓蒙事，被宋仁宗识破并治罪。 此说(cǐshuō)不确，司马光说“吾本寒家，世以清白相承”，司马池(chí)为官清廉，且能力出众，深得宋仁宗信任。将石鼓迁至汴梁的不是宋仁宗，而是宋徽宗(sònghuīzōng)。 苏轼科举(kējǔ)成功后，首任期（三年）也(yě)在凤翔，趁机精研石鼓文。石鼓上原有700余字，北宋时“其可见者四百六十五，不可识者过半”，元代只剩386字，明清又减至310字。可苏轼竟“钩(gōu)”出657字，在所有版本(bǎnběn)中最多。 学者韩立平(hánlìpíng)认为，当时“读书”与“读律”两派激烈对立，而苏轼“读书万卷不读律”。苏轼认为，“新政”弊端在于“用法太密而不求人情”，想借石鼓文研究，重振“廉洁而不为异众(yìzhòng)之行，勇敢而不为过物之操”的(de)古代风范，坚持渐进式变革。当时学者普遍认为石鼓是周宣王(zhōuxuānwáng)下令造的，周宣王是中兴之君，打败了(le)强劲的外敌，成为儒家寄情的最佳对象(duìxiàng)。 宋代富而不强，读书人(dúshūrén)有强烈的现实关怀，但(dàn)只会从故纸堆中找方案。 赵明诚便从石鼓中看出了奇怪的“大学问”：“余观秦以前碑刻，如此鼓文及《诅楚文》、泰山秦篆(qínzhuàn)皆粗石，如今世以为碓臼者，石性既坚顽难坏，又(yòu)不堪他用，故能存至今。汉以后碑碣，石虽(suī)精好，然亦易剥缺，又往往为人(rén)取作柱础之类。” 赵明诚以为，石鼓得以传承，因只用烂(làn)石材，无二次利用价值，可见“古人用意深远，事事(shìshì)有理”。 此说无据，宋仁宗皇祐四年(nián)（1052年），金石学家向(xiàng)传师看到一张“乍原”石鼓的拓片，知其尚在人间，立即多方打听。拓片来自太氏家族(jiāzú)，太氏家族所在(suǒzài)村庄因瘟疫，已荒芜，经持续不懈努力，向传师终于找到“乍原”石鼓，可惜上半部被削去，下半部则被掏成(tāochéng)臼，用来舂米，好在鼓上仍保留了四行文字。可见，石鼓可以再利用。 北宋大观二年（1108年），宋徽宗(huīzōng)将石鼓调运至汴梁，藏在太学。宣和元年(yuánnián)（1119年），徽宗又下令将石鼓搬入(bānrù)内府，存于保和殿稽古阁，并在字口中填金，设围栏防护。 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金(jīn)兵攻占汴梁，石鼓与大量文物被劫至今(zhìjīn)北京，金人刮走了嵌入的黄金，将石鼓遗弃在大兴荒野。文物失散是宋代士大夫心中的痛，《容斋随笔》的作者(zuòzhě)洪迈任贺生辰(shēngchén)使时，刻意向金国使节询问石鼓的下落，得到的回答是“无报”。 洪迈曾写《石鼓(shígǔ)诗》，末句感慨：“致主有心歌小雅，汗颜无术下登三(dēngsān)。”意思是想像小雅中歌颂的那样建功立业，却没才能达到(dádào)更高境界。 金(jīn)正隆三年（1158年），完颜亮下令销毁“平辽宋所得(suǒde)古器”，幸石鼓(shígǔ)早被遗弃，官方亦不知它在何处(héchǔ)，使它躲过了一劫。元代大德十一年（1307年），大学士虞集在泥草中发现石鼓，元皇庆元年（1312年），迁石鼓到今(jīn)国子监大成门下，此后600多年无播迁。 差点没(méi)上“南迁”名单 明清时，石鼓(shígǔ)成“千秋法物”，权力垄断了相关操作。 据学者施安昌在(zài)《乾隆与石鼓文(shígǔwén)》一文中钩沉，乾隆从(cóng)39岁(suì)到80岁，多次为石鼓写诗、制帖、办文会。39岁时，乾隆拓石鼓文一份，并作《石鼓歌》，命蒋溥、介福、刘纶、观保、钱维城等大臣各和一首，装入精美木匣，供奉在皇帝听政的乾清宫。 73岁时(shí)，乾隆(qiánlóng)得石鼓文的元拓本，是当时所见最早拓本，乾隆据此写了详细的校碑(xiàobēi)记录，并让和珅(héshēn)、梁国治、刘墉、王杰、董诰、曹文埴、金士松、赵秉冲作诗跋。79岁时，乾隆令仿刻石鼓。80岁时，仿刻完成，一套放在国子监孔庙(kǒngmiào)大成门外，一套藏在承德避暑山庄。 通过(tōngguò)这些操作，乾隆娴熟(xiánshú)地扮演“述古兴贤”“述古传今”“重道崇文”的形象。 1933年4月19日，安居800多年的石鼓再次离开北京。据(jù)学者(xuézhě)彭海军钩沉，早在1932年9月，江瀚、徐炳昶、马衡、朱启钤等30余位学者便在讨论“文物南迁”。当时社会上不乏反对声，胡适、鲁迅、周养庵等皆然。学者黄文弼提议，可效欧洲，将(jiāng)北平划为文化区，不驻兵(zhùbīng)、不作军事根据地构想(gòuxiǎng)，期待日军遵守国际公约。 基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、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颐和园等惨痛教训，国民政府行政院最终决定“文物南迁(nánqiān)”，当时石鼓不属于故宫博物院，初期(chūqī)没列在南迁名单(míngdān)中，据故宫博物院古物馆(guǎn)第一科科长庄严回忆：“第一批箱件运走后……有一天，我忽然奉(fèng)到院长的密令，要我去安定门内国子监将两庑石鼓装箱……这真是一件晴天霹雳，既重大又困难的课题(kètí)。” 它们(tāmen)是故事最多的石头 石鼓重，且“时间久远，石皮和石心(shíxīn)已经(jīng)逐呈剥离(bōlí)之状，稍有不慎，文字石皮就会碎落”。经反复研究，决定先用蘸水高丽纸填入石鼓缝隙，此一道工序，就干了近一个月，然后用高丽纸包裹四五层，继而用细麻绳扎紧(zhājǐn)，用厚(yònghòu)绵纸裱糊，再用粗麻绳捆绑，外裹三四层(sānsìcéng)棉被，放入特制木箱，以稻草塞紧，致“每鼓重逾两吨”。10个石鼓加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，共11大箱。 在迁移中，有追兵、轰炸、火灾等险(děngxiǎn)，石鼓一路(yīlù)封闭，1937年12月到石鼓发现(fāxiàn)地宝鸡县，特意开箱启封，在县政府大门口展示3天。 抗战结束后，文物回迁，遇两次车祸：一是在江津县广兴乡(xiāng)，方向盘拉杆断裂，车翻入稻田，好在“石鼓箱仅仅(jǐnjǐn)是外面沾满了泥”；二是距酉阳20余公里的高坎子，车冲下山坡，附运的家具被(bèi)摔坏，石鼓箱破裂，竟然无损(wúsǔn)。 坊间传说，石鼓(shígǔ)差点去台湾，因轮船超载，临时留在码头。其实，石鼓没上迁台名单，一是仅5家单位有资格派专家参与(cānyù)名单讨论，石鼓不归其中任何一家(yījiā)；二是石鼓重，不符合“小而精”的标准。 石鼓一直在(zài)南京仓库中(zhōng)，直到1950年初运回北京，当时国子监(guózǐjiàn)正办训练班，空间不足，暂放在故宫，考虑到国子监今后没学生，文物局决定，石鼓和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永久留在(liúzài)故宫。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的底座仍在国子监。 故宫石鼓馆在皇极殿东庑房，逛珍宝馆的游客很容易忽略它，但那里(nàlǐ)有中国故事最多(zuìduō)的10块大石头，历经千年奔波、艰险、离散和苦难，它们仍屹立在那里，讲述着岁月(suìyuè)风雨无法抹去的顽强。（责任编辑(zérènbiānjí)：沈沣） 来源：北京晚报·五色土(wǔsètǔ)